20世纪的N个瞬间142 德黑兰文本和开罗再讨论
12月6日，盟国向世界发表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大不列颠首相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过去这四天中，已在我们盟邦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集会，已经拟定并且认可了我们的共同政策。
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们的军事参谋会参加我们的圆桌讨论，我们已经议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我们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协议。
我们在这里达到的共同默契保证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关于和平方面——我们确信：我们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和我们的外交顾问在一起，我们曾检讨了将来的诸问题。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忱。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由陆上消灭德国军队，在海里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们的兵工厂。
我们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
从这些友谊的会议出来，我们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残，凭着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他们自己的良心而生活。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罗斯福 斯大林 丘吉尔
1943年12月1日在德黑兰。
《国际条约集》。
12月2日一到开罗，丘吉尔就有意营造一种友好宽松的氛围，仿佛德黑兰的不快从来不曾发生过。他的目标是很难轻易放弃的，第二天，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恢复开会，议题是缅甸，讨论进行了很久，争论十分激烈。英国人不改初衷，仍要求取消计划中的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突击，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美国方面坚持说，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如果不兑现，中国就可能垮台或议和，这样就会延长对日战争，并使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双方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英国人觉得自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现在该轮到美国方面稍作退让了，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存亡攸关，而且如果自己不坚持的话，英国人事实上就会把对日作战的全副重担压在美国肩上。
12月3日晚，罗斯福和丘吉尔再一次共进晚餐，把当天早些时候两人各自的军事顾问们的争论重演了一遍。丘吉尔把所有的论据都用上了，他最有力的一点是斯大林答应一等到德国战败立即参加对日作战，这就大大改变了战略形势。中国将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可以设在西伯利亚东部诸省，比设在中国更为方便，而且，届时红军可以就近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军。另一个有利于英国人的重要考虑是船只缺乏带来很大困难。船只是有的，但只够“霸王”战役、地中海和太平洋之用。要从印度发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除了目前能找到的之外，还要更多的船只，而由于航程漫长，单艘船只的价值也大为降低。到孟加拉湾跑一趟来回所需的时间等于在北大西洋上轻易地作三次横渡所花的时间。此外，现在已经提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攻击安达曼群岛的详细计划，要求一支意想不到的庞大的兵力，要筹集这样一支兵力怎么说也是困难的。丘吉尔大大利用下述论点，即必须使一切事务，甚至对日战争，都从属于“霸王”计划。他是以美国人自己的论点来对付美国人。不难想象，丘吉尔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多么痛快。
起初，罗斯福看来同他的参谋长们一样固执，决定就作不出来。话题接着转入德国的占领区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冲突。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占领德国的西北部，而把西南部留给对方。对此，又没作出决定。
第二天，12月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继续争论不休，毫无达成协议的迹象。那天晚上，土耳其总统伊诺努抵达开罗，罗斯福设宴招待他。宴会后丘吉尔来了，开始劝说伊诺努对德宣战。罗斯福表示支持，可是大部分话都让丘吉尔去讲。伊诺努只是听着，没有表态。
12月5日，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经过又一天毫无结果的辩论之后，终于出现了突破僵局的第一个迹象。罗斯福不顾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顽固态度，决定非对英国方面的观点作出一个让步不可。他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文说：
同斯大林的会晤使我们介入了暮春时将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大规模联合作战，这样就极有可能在1944年夏季以前结束对德战争。这一战役要求大量的重型登陆艇，以致要把足够数量的重型登陆艇用来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已不可能实行。……
电报接着问蒋介石，他是准备不管怎么样仍然着手发动对缅甸北部的进攻呢，还是宁愿等到1944年11月，那时可以再答应他进行计划中的两栖作战。丘吉尔同意了这份电报。于是，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12月5日黄昏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参谋长们听了大为不满，愤愤然认为总统对蒋介石背信，这样就会招致不必要地延长对日战争的风险。
由于罗斯福采取了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开会时达成协议就比较容易了。会议决定取消进攻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指令蒙巴顿制订一个规模较小的作战计划作为代替。蒙巴顿遵照指令提议在日本防线后方的缅甸本土海岸登陆，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提议，认为这样不够，他声称，他不会从云南派出他的部队来参加这次总攻。鉴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和丘吉尔要求在意大利采取行动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月7日，即开罗会议闭幕后的一个月，才最后决定取消在东南亚的一切两栖作战。他们命令已在孟加拉湾集结的登陆艇返回地中海和英国，并指令蒙巴顿凭着留给他指挥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尽力而为。
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
在缅甸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只剩下一个项目有待决定了。罗斯福在丘吉尔的压力下一让再让，到了12月5日竞指令他的参谋长们要想尽办法弄到十八到二十艘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不过这个作战行动还得看土耳其是否参战而定。因此，12月5日夜，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又一次设法说服土耳其人，要他们相信在1944年2月15日前参加盟国一方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利益所在。像上一次一样，大部分谈话是由丘吉尔进行的。伊诺努的回答比前一天晚上明确，他要求供给他物资，还要求时间来对土耳其军队进行使用现代化武器的训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把大批物资转拨给土耳其，在丘吉尔这方面，又没有多少时间可给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爱琴海计划说来，现在是唯一的时机，否则只好永远放弃。单用言词无法迫使土耳其人参战，他们不愿冒打仗的风险。第二天，丘吉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又没成功。美国人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因此松了一口气，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生怕如果土耳其人参战，那就不得不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物资，因而也就很可能干扰“霸王”计划。
在辩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罗斯福思想上在反复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决定，现在是决定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的时候了。8月，在魁北克曾取得一致意见，由一名美国人来担任统帅，而可供考虑的人选只有两名：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试图让马歇尔将军说说他本人觉得怎么办最好，马歇尔私下希望担任战地指挥官，而不是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可是他不愿表示他的偏爱或判断。罗斯福作出最后决定是在12月5日那天：马歇尔仍留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则以盟国远征军统帅的身份派往伦敦。丘吉尔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12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罗斯福本人口中得知这项新的任命是在1943年12月7日，那天是珍珠港事件的两周年纪念日，当时总统正在回华盛顿途中的突尼斯逗留。这一任命一直延到总统回到美国以后才公开宣布，那是在圣诞节前夜，罗斯福在电台作广播演讲中报告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情况时说了这件事。
[英] 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艾森豪威尔肩上的星星太少
人们可以想象，脾气、背景和利益如此不同的人，作为盟友或者伙伴走到一起来决定最重大的问题，这还是很少有的情况。在谈判桌上面对面的这三个人，在身世、观点和抱负上是多么地相异呵。丘吉尔和斯大林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马尔巴罗公爵的后裔，一个是农奴的儿子；一个生于布莱尼姆宫，一个生于单间的茅屋；一个人尚生活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英国的精神世界里，并以罗曼蒂克的气质充满活力地去捍卫这种皇家传统，另一个人则具有沙皇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那种严厉气质，曾冷静而镇定地渡过了许多风暴；一个人的后面有四十年的议会辩论经验，另一个人长期地活动于秘密小组和保密的政治局内；一个人充满了古怪的癖性，喜欢高谈阔论，另一个是语言无味；最后，一个人要失去一个帝国，而另一个却好像要赢得一个帝国。
罗斯福站在他们两人中间，但更多地靠拢丘吉尔。罗斯福成长的环境，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出身，受到的各种影响，以及种种的政治传统，都迥异于斯大林。但是罗斯福的传统比丘吉尔的要更年轻和更得人心一些，因为美国资产阶级究竟要比英国贵族年轻。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使罗斯福能够更接近斯大林。他有时同斯大林一样对丘吉尔的浮夸表示不耐，但是当斯大林听完译员翻译丘吉尔的话后表现冷淡或讥讽的时候，他又经常在两人之间进行调和。斯大林和丘吉尔代表了阶级意识的两个相反的类型。在他们两人看来，罗斯福这位资产阶级进步派左翼的预言家必定时时表现为一个不合逻辑的中间道路者。斯大林尽管已经有所演变，仍然是根据《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丘吉尔却用一句警语来概括他的观点:“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这仿佛是特意为了同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原理进行争论的。罗斯福作为一个清教徒和国家领袖，迄今一直免于陷入最坏的阶级斗争暴力和最坏的战争灾难之中，是很难同意那两种概括说法的。
斯大林把他的两个盟友都看成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于他们的民主表白，他即使不怀疑其真诚，也是不太重视的。在他看来，他们的民主不过是假货，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只是为了隐蔽巨大的剥削机构和产生剩余价值的工厂，那末民治政府的表面文章又有何意义呢？他用一种冷静的好奇心注视着他的伙伴们，就像一个科学家观察自然元素，深信他会明白它们的结构，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它们在某种情况下的反应。这儿就是那个异己的社会的两个活标本，“另一个世界”的两大领袖。由于历史的矛盾，那“另一个世界”现在奇怪地分裂了：其中的一部分正同苏联作殊死的斗争，而另一部分则由于同盟的纽带而和苏联联系在一起。盟国之间的鸿沟是可能沟通的，但它却不会消失，不管向世界人民宣布的友好和一致的庄严声明中如何讲得天花乱坠。斯大林的心中肯定是反反复复地在想这些问题的。
丘吉尔的思想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极端出发的。丘吉尔在1941年6月22日曾经说道：“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谁比我更坚持反对共产主义。我决不会收回我对它讲过的一些话，但是在目前展开的场面前，这一切都已经逐渐消失了。”人们当然知道，丘吉尔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所说的一些话，他是拒绝“收回”的，这就是关于恐惧、仇恨和轻蔑的话。这就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切”并不能真正地从他的心中消失。但是人们也可以猜到，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比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更为复杂，因为丘吉尔不能不除了用政治家的眼光外还用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他的伙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心要策略地处理好同这个他认为是危险的盟友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很可能由于那位伟大的“否定者”(丘吉尔这样称呼列宁的)的继承人使苏联发生的奇异变化而浮想联翩。最近俄罗斯传统主义的高涨，不能不使他感到，斯大林已经半信奉他丘吉尔的原则，正在把保守精神贯输到一个革命的社会中去。这一点以及共同的军事利益，可以说明为什么当丘吉尔提及斯大林时，经常会闪耀着一些真正同情的话语。作为一个艺术家，丘吉尔必定对于这个阴暗的人及其阴暗的一生感到着迷，虽然由于过分的阴暗，使他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发生反感。
当斯大林对这两位西方领袖人物的态度固定下来并趋于合理时，当丘吉尔在同情苏联这匹“战马”时又夹杂着反感时，罗斯福对于他不得不面对的这种奇怪现象感到大惑不解。对他来说，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苏联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他曾谦虚地向他的助手承认：“我不知道怎样分清好的俄国人和坏的俄国人。我能够分清好的或坏的法国人，我能够分清好的或坏的意大利人，我也分得清希腊人的好坏。但是我不了解俄国人。”斯大林显然是超出了罗斯福的“好”和“坏”的想法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